戴盆望天（dài pén wàng tiān），意思是头上扣着盆子如何能够看见天空；比喻事情两难全；也比喻方法错误泛策略，无法达到目的。成语出自司马迁的《报任少卿书》，“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，故绝宾客之知，亡家室之业，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，务一心营职，以求亲媚于主上。”
任安，字少卿，西汉河南荥阳人。其出身寒门，早年担任盗亭亭长，后历任三老、亲民、三百石长等底层吏员，直到后来成为大将军卫青的舍人，任安才开始飞黄腾达，在卫青的推荐下，任安先任郎中，后升任益州刺史。
外戚出身的卫青，凭借着征讨匈奴的战功，很快便成为了朝中首屈一指的权贵，但也因此遭到汉武帝的猜忌。为了防止卫氏在朝中一家独大，汉武帝开始有意扶持军事才能同样出色的霍去病，而卫青自“漠北之战”后，却是再也没能领兵出征。
于是，卫青的大量门客都转投到了霍去病门下，而任安却念及卫青的知遇之恩，始终效命于卫青。
征和二年（前91年），江充因与太子刘据有嫌隙，遂假借调查“巫蛊案”之机，采取栽赃嫁祸的方式，诬陷太子刘据以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。因当时汉武帝正在甘泉宫养病，无法面见父亲辩解的刘据，遂在少傅石德等人的建议下，派人假借皇帝诏命将江充等人逮捕，随后决定在京城起兵自保。
为此，刘据先是派人入宫面见皇后卫子夫，获取了征调长乐宫禁军的权力，随后向长安官民发布了江充等人谋反的布告，并以谋反之罪将江充等人处死。
与此同时，得知消息的汉武帝命令丞相刘屈氂征调三辅军队平叛，为了对抗三辅军队，刘据在派人征调长水胡骑失败后，亲自前往北军大营，试图征调长安北军。
时任北军使者护军的任安泛策略，担负着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责任。在刘据看来，任安作为舅舅卫青的旧部，或许能够凭借着这层关系使其支持自己。于是，在抵达北军军营外后，刘据将任安召出营门，以调兵符节为凭证，命令任安发兵随自己“平叛”。
刘据手中虽有调兵符节，但却并没有皇帝诏命和虎符，任安立即便意识到其中有诈。纵使刘据是卫青的外甥，任安仍然选择了尽忠职守，在拜受符节后，任安并未选择奉命出兵，而是就此返回军营闭门不出。
征调军队失败的刘据，最终只能率领长乐宫禁军和征发的长安百姓、囚徒发动进攻，最终遭遇惨败，刘据则从丞相司直田仁驻守的覆盎门逃出长安。
由于太子兵败后潜逃在外，汉武帝对于参与太子谋反事件者，全都予以了严惩，用以震慑那些有异心者，防止地方上有人跟随太子再度谋反。
在汉武帝问责时，有人奏报说任安接受了太子符节，但汉武帝调查后得知，任安虽然接受了符节，但却选择了闭门不出、按兵不动，据此认为任安只是假装受节，实际是不肯附和太子，因此并未怪罪于他。
然而，此前曾被任安惩处的小吏，却趁机上书汉武帝，诬陷任安当初不仅接受了太子符节，而且还与太子私下有一番对话，其中有“希望把好的军队交给我”之类的话。汉武帝随之大怒，认为任安这是想坐观成败，看谁取胜就归附谁，乃是对朝廷怀有二心，因此将其下狱，判处腰斩之刑。
任安被下狱后，认为自己是冤枉的，于是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好友司马迁，希望他能够设法援救自己。司马迁接到来信，却是陷入了两难境地，虽然他于任安是多年老友，但司马迁同时也知道在汉武帝盛怒之下，任安的死罪绝无平反可能，当初自己就差点因替李陵求情被处死，如今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次“李陵之祸”。
犹豫良久，司马迁这才给任安回信，这便是《报任少卿书》。在信中，司马迁详细阐述了自己无法施救的原因，请求任安的原谅，他先是为自己迟迟没有回信表示歉意，接着表明自己因为遭受宫刑，已经不属于士大夫了，难以再参议朝政，又陈述了自己遭受宫刑的原因，并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苟活，只是为了完成《史记》。
“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，故绝宾客之知，亡家室之业，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，务一心营职，以求亲媚于主上”一句，出自《报任少卿书》第三段，是司马迁在向任安解释自己遭受宫刑的前因后果。
意思是司马迁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看天，于是自己断绝宾客来往，忘掉家中事务，只为了全力发挥自己的才干和能力，一心尽忠职守，以求能够获得皇上的宠信，却不想因为替李陵求情，而最终惨遭宫刑。
最终，任安与司直田仁全都被处以了腰斩之刑。
为了惩处叛逆者，汉武帝下令，凡是太子门客，以及此前经常出入太子宫者全部处死；凡是跟随太子起兵的，一律按谋反罪灭族；官吏和士兵有趁乱在城中抢掠的，则全部流放到敦煌郡。
在汉武帝的严令下，包括刘据的妾室史良娣、刘据之子刘进、刘进的妻子王翁须、刘据之女等太子宫中的一干人等全部被处死，皇后卫子夫也自尽而死，而受此牵连被杀者更是多达数万人。一时间血流成河，人心惶惶，直到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说，太子乃是在“进则不得见上，退则困于乱臣”的绝境下，这才不得已“子盗父兵”，其实并无造反之心，汉武帝这才醒悟，就此收起了屠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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